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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俄罗斯能源部长齐维列夫在东方经济论坛上说，普京已经给“西伯利亚力量2号”换了名字，今后叫“贝加尔力量”。管道还是那条准备从西西伯利亚经蒙古进入中国、年输气能力最高500亿立方米的管道。名字变了，价格却还没有落地。俄中随后又确认继续起草供气合同，商业条款仍在谈。 齐维列夫说项目已经处于转入建设的最后准备阶段，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两天后却表示，双方还要继续准备供气合同，让企业尽快形成具体协议。俄方的工程准备可以提前走，价格和采购义务却必须由中俄企业重新落到纸面。更名可以由普京一句话完成，开工则要等商业条件过关。 中国敢把价格压到很低，依靠的是双方退出谈判后的损失差异。谈判话术起不到决定作用。北京少买这一条管道气，还有国产气、中亚管道气、LNG和其他进口渠道可以补。莫斯科少了中国这个大买家，西西伯利亚原本面向欧洲的大量天然气很难找到同等规模的新出口市场。买方能等，卖方更急，价格自然向买方倾斜。 早在2024年，英国《金融时报》援引知情人士称，中方希望未来供气价格尽量贴近俄罗斯受补贴的国内气价，同时只承诺购买设计产能中的一部分。这个报价曾被俄方视为过低。到了2025年，双方签下具有约束力的建设备忘录，普京承认中国得到的价格会低于欧洲。再到今年，俄方自己的经济预测把2027年至2029年对华天然气出口均价估在每千立方米224至236美元，比欧洲低约三成。价格差没有消失，只是从“能不能谈”进入“能压到多少”的阶段。 在这种情况下，俄方为什么还把天然气售卖往前推？ 俄罗斯过去能把西西伯利亚天然气卖到欧洲，靠的是已经成型的管网、长期合同和距离更近的高价市场。俄乌冲突以后，这套商业结构迅速收缩。欧盟又决定在2027年以前逐步退出俄罗斯天然气。亚马尔和西西伯利亚的资源不会因此消失，麻烦在于原有出口通道的商业价值大幅下降。天然气不像石油，不能轻易装船换个港口出售。缺少液化能力和新管线，气田再大，也只能减产或者留在地下。 俄罗斯现在使用的比较基准已经变了。欧洲高价时代很难复制，现实选择是在中国低价和部分资源缺少出口之间做权衡。只要合同价格能够覆盖开采、输送、融资和新增管线的长期成本，较低的利润率仍好过资源闲置。对俄方来说，贝加尔力量首先解决的是出口去向，利润率排在后面。 这一点在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身上尤其明显。欧洲市场缩水后，公司的产量和出口结构都被迫调整。西伯利亚力量2号的盈利能力大概率低于一号线，但在税收优惠等条件下仍可能产生正自由现金流。另一项研究估算，俄气送到中国边境的盈亏平衡价大约在每千立方米125美元附近。这个数字说明，中俄的价格谈判并不是没有成交区间。 俄罗斯还有一笔容易被忽略的收益。大型管道建设本身会给本国钢铁、管材、压缩机、施工和远东基础设施带来长期订单，税制又可以重新安排项目回报。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因此把俄方动机概括为出口通道优先于利润率。这类收益不能替代天然气销售利润，却会降低莫斯科接受低利润合同的心理门槛。只要项目还能产生正现金流，国家层面就有继续推进的理由。 中方最强硬的要价曾接近俄国内气价，2030年代大约在120美元左右。两边只差几美元，看起来很难谈。可合同从来不只写一个单价。谁承担建设资金，贷款利率多少，最低年采购量设在50%还是80%，有没有“照付不议”条款，俄罗斯能否拿到税收优惠，都会改变项目的最终收益。中方可以用融资换低价，俄方也可以用价格换更高的保底采购量。双方现在仍在起草合同，说明这些条件尚未形成最终组合。 所以，贝加尔力量建成后的收益要分清是谁的账本。若最终接近中方希望的低价，同时保留较大的采购弹性，中国这一侧最接近稳赚不赔。俄罗斯可以获得长期出口现金流，却很难恢复过去在欧洲市场上的利润水平。 中国有压价空间，还因为国内天然气供应结构已经足够分散。2025年中国天然气消费约4300亿立方米，管道进口约820亿立方米，LNG进口约940亿立方米。中亚三条管道每年供应超过400亿立方米，缅甸管道设计能力120亿立方米，西伯利亚力量一号已经达到380亿立方米，远东新路线也在推进。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天然气产量继续增加，LNG接收能力已经形成很大规模。任何一条新增管道都重要，却很难单独决定中国有没有气用。 今年亚洲天然气市场又给了北京一个新的参照。霍尔木兹海峡风险一度推高LNG价格，中国在部分月份主动压低LNG进口，同时依靠国产气、管道气和燃料替代维持供应。IEA估算，今年3月至6月中国天然气需求同比下降约4%，LNG进口下降约12%。这种需求弹性使北京更没有必要为了赶工期接受高价。 中国购买贝加尔力量的目的，可以概括成“便宜、陆上、可调”。便宜降低工业和城市燃气成本，陆上管道减少海运通道受战争和航运保险冲击的风险，可调采购量还能防止俄罗斯在中国进口结构中占比过高。三项条件缺一项，项目吸引力都会下降。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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